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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函谷，劲气动河山。
函谷：关名，古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劲气：《初学记》中又作“朔气”，凛冽的寒气。
偃(yǎn)松千岭上，杂雨二陵间。
偃松：常绿小乔木，分枝很多，大枝伏在地面上，末端斜面向上，针状叶，雄花黄色，雌花紫色，球果紫褐色，种子略呈卵形。二陵：在崤山（今河南洛宁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县界）有两山，相距三十五里，又称二陵，南陵传为夏桀的祖父夏后皋之墓，北陵为周文王避风雨之处。
低云愁广隰(xí)，落日惨重关。
隰：低湿的地方。
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
紫气：传说老子西游，函谷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东来，知有圣人将要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来了，尹喜便请他写下了《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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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注释
秋风起函谷，劲气动河山。
秋风从函谷关吹起，凌冽的寒气惊动了河山。
函谷：关名，古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劲气：《初学记》中又作“朔气”，凛冽的寒气。
偃(yǎn)松千岭上，杂雨二陵间。
偃松生长在千山万岭之上，杂雨飘落在南陵北陵之间。
偃松：常绿小乔木，分枝很多，大枝伏在地面上，末端斜面向上，针状叶，雄花黄色，雌花紫色，球果紫褐色，种子略呈卵形。二陵：在崤山（今河南洛宁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县界）有两山，相距三十五里，又称二陵，南陵传为夏桀的祖父夏后皋之墓，北陵为周文王避风雨之处。
低云愁广隰(xí)，落日惨重关。
愁云惨淡地压在广阔的低谷，落日斜照着雄关一派黯淡。
隰：低湿的地方。
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
此时山间飘起了紫气，应是验证了真人回还。
紫气：传说老子西游，函谷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东来，知有圣人将要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来了，尹喜便请他写下了《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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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徐惠的《秋风函谷应诏》是一首五言律诗。前三联着重描写函谷关的景色：雄关的秋风、山河的朔气，千岭的偃松、古陵的风雨，广隰的低云、重关的落日。诗人意在大肆地渲染着函谷关的萧飒秋景，格调古朴深沉，充满了浓郁的男子气概。中间着力使用“愁”，“惨”二字，渲染了秋天寒冷而肃杀的悲慨格调。末句“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把太宗形象渲染的神异而庄严。虽为歌功颂德，但不失为一首不让须眉的豪放之作。
作为一名生活在宫廷中的女性，徐惠的诗作多数与宫闱题材有关，唯独此篇与众不同。此诗省净而气度雍容，起笔高扬，富于气势。正如苏者聪先生评价的那样：“自拔于陈言之外，别出机杼，而为耳目一新之词。虽是应制之作，却写得气势雄浑，意境壮阔……但在泼墨写意中能做到工笔细描。”诗人突破了应制类诗作的固有风格，展现了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和个性化感受，实属难得。
从格律方面看，本诗基本符合近体诗的声律要求，反映了初唐诗歌在宫廷诗人手中已经朝格律化发展的程度和事实。初唐贞观时期，主流诗人不断的探索实践，积累诗艺技巧，创作出了很多合律诗歌，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这也影响到后宫女性诗歌的创作。喜爱文学，有着很高文学素养的徐惠，初步具有了一定格律化意识毫不令人意外。女诗人的创作尝试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应同初唐宫廷诗人在促进中国宫廷古代诗歌朝着格律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一样，值得后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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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攻入长安，僖宗出逃成都，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目赌长安城内的变乱，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离开长安的第二年，中和三年（883年）在东都洛阳，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自述”，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
《秦妇吟》无疑是我国诗史上一才华横溢的长篇叙事诗之一。长诗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白居易曾被称为“长恨歌主”并称佳话。其风靡一世，盛况空前。然而这首“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俞平伯）的（秦妇吟），却厄运难逃。由于政治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北梦琐言》）。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至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真乃天幸。
从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冬到公元883年（中和三年）春，即黄巢起义军进驻长安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末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同时达到了转折点。由于农民领袖战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军的疯狂镇压，斗争残酷，而百姓蒙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悲惨的牺牲。韦庄本人即因应举羁留长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他便成为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社会巨变的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他离开长安的第二年，即中和三年，在东都洛阳创作了这篇堪称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诗。在诗中，作者虚拟了一位身陷兵中复又逃离的长安妇女“秦妇”对邂逅的路人陈述其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那一大动荡的艰难时世之各个方面。总之，《秦妇吟》既是一篇诗体小说，当然具有纪实性质。全诗共分五大段。首段叙述诗人与一位从长安东奔洛阳的妇人（即秦妇）于途中相遇，为全诗引子；二段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写秦妇在围城义军中三载怵目惊心的各种见闻；四段写秦妇东奔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末段通过道听途说，对刚刚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结尾。
《秦妇吟》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农民军初入长安引起的动乱。毫无疑问，在这里，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场，是以十分敌视的态度看待农民革命的。由于戴了有色眼镜，即使是描述事实方面也就不无偏颇，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根据封建时代正史（两唐书）记载，黄巢进京时引起坊市聚观，可见大体上做到井然有序。义军头领尚让慰晓市人的话是：“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而军众遇穷民于路，竟行施遗，唯憎官吏，黄巢称帝后又曾下令军中禁妄杀人。当然，既是革命，便难免流血；加之队伍庞大，禁令或不尽行，正如《新唐书·黄巢传》所记载“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总或不免。而韦庄却抓住这一端作了“放大镜”式的渲染：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琨琨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秦妇”的东西南北邻里遭到烧杀掳夺，几无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个长安城就只有嘶杀声与哭喊声。由于作者把当时的一些传闻，集中夸大，不免失实。但是，就在这些描述中，仍有值得读者注意的地方。在农民起义风暴的席卷下，长安的官吏财主们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仇视恐惧心理，得到了相当生动的再现。在他们眼中，不仅起义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就连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沿袭封建朝廷之制度，也是令人作恶的：“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诗中表现的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心理，可谓入木三分。这段文字，却从另一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黄巢进入长安后的失策，写出农民领袖是怎样惑于帝王将相的错误观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未曾肃清之际就忙于加官赏爵，作茧自缚。由此发现诗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它还写到了农民起义军是怎样常处三面包围之中，与官军进行拉锯战，虽经艰苦卓绝的奋争而未能解围；他们又是怎样陷入困境，自顾不暇，也就无力解民于倒悬，致使关辅人民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以及他们内部藏纳的异己分子是如何时时在祈愿他们的失败，盼望恢复失去的天堂。而这些生动形象的史的图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们体现出作者的才力。
正如上文所说，《秦妇吟》是一个动乱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韦庄在描写自己亲身体验、思考和感受过的社会生活时，违背了个人的政治同情和阶级偏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甚于“贼寇”黄巢。《秦妇吟》揭露的官军罪恶主要有二：其一是抢掠民间财物不遗余力，如后世所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控诉说：“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如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其二便是杀人甚至活卖人肉的勾当。这一层诗中写得较隐约，陈寅恪、俞平伯先生据有关史料与诗意互参，发明甚确，扼要介绍如下。据《旧唐书·黄巢传》，“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四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秦妇吟》则写道：“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而这些人肉的来源呢？诗中借华岳山神的引咎自责来影射讽刺山东藩镇便透漏了个中消息：“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俞平伯释云：“筵上牺牲”指三牲供品；“无处觅”就得去找；往哪里去找？“乡村”，史所谓“山寨百姓”是也。“诛剥”，杀也。“诛剥生灵过朝夕”，以人为牺也，直译为白话，就是靠吃人过日子。以上云云正与史实相符。黄巢破了长安，珍珠双贝有的是——秦妇以被掳之身犹曰“宝货虽多非所爱”，其他可知——却是没得吃。反之，在官军一方，虽乏金银，“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万家”，新安如是，长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于是官军大得暴利。
凡此两端（抢掠与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军与人民对立的本质。而韦庄晚年“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属，亦在此诗指控之列。陈寅恪谓作者于《秦妇吟》其所以讳莫如深，乃缘“志希免祸”，是得其情实的。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这首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杜甫没有这种七言长篇史诗，唯白居易《长恨歌》可以譬之。但《长恨歌》浪漫倾向较显著，只集中表现两个主人公爱的悲欢离合。《秦妇吟》纯乎写实，其椽笔驰骛所及，时间跨度达两三年之久，空间范围兼及东、西两京，所写为历史的沧桑巨变。举凡乾坤之反覆，阶层之升降，人民之涂炭，靡不见于诗中。如此宏伟壮阔的画面，元、白亦不能有，唯杜甫（五言古体）有之。但杜诗长篇多政论，兼及抒情。《秦妇吟》则较近于纯小说的创作手法，例如秦妇形象的塑造、农民军入城的铺陈描写，金天神的虚构、新安老翁的形容，都是如此。这比较杜甫叙事诗，可以说是更进一步了。在具体细节的刻划上，诗人摹写现实的本领也是强有力的。如从“忽看门外红尘起”到“下马入门痴似醉”一节，通过街谈巷议和一个官人的仓皇举止，将黄巢军入长安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震动，描绘得十分逼真。战争本身是残酷无情的，尤其在古代战争中，妇女往往被作为一种特殊战利品，而遭到非人的待遇。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秦妇吟》不但直接通过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来展示战乱风云，而且还用大量篇幅以秦妇声口毕述诸邻女伴种种不幸，画出大乱中长安女子群像，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其中“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二句，通过贵家少妇的生活突变，“路上乞浆逢一翁”一段，通过因破落而被骨肉遗弃的富家翁的遭遇，使人对当时动乱世情窥班见豹。后文“还将短发戴华簪”数句虽属漫画笔墨，又足见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闹剧中足悲者。从“昨日官军收赤水”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十数句，既见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志气实力之日渐衰竭，凡此刻划处，皆力透纸背；描摹处，皆情态毕见。没有十分的艺术功力，焉足办此。《秦妇吟》还着重环境气氛的创造。从“长安寂寂今何有”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十二句，写兵燹后的长安被破坏无遗的现状，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一一道来，纤毫毕见，其笔力似在《长恨歌》、《连昌宫词》描写安史之乱导致毁坏的文字之上。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竟使时人惊讶，堪称警策之句。“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洛阳是“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而一个妇人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比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类诗句表现力更强，更细致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恐怖气氛。总之，《秦妇吟》在思想内容上是复杂而丰富的，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在古代叙事诗中堪称扛鼎之作。由于韦庄的写实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他的个人偏见，从而使得此诗在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之后，为唐代叙事诗树起了第三座丰碑。